对此采取了相关措施接收华人移民与复员华侨。
当时的殖民当局为吸纳华侨华人劳动力重建新加坡，对华人移民采取宽松的入境办理政策，‘对于证明书之有无，以及在星洲住址调查并不斤斤计较’，对复员华侨则准备了譬如施打疫苗、建立招待所、购买车票等一系列接待措施。
随着大批的移民涌入，新加坡面临突出的住房缺乏问题，尤其表现为城市住房问题。
新加坡人口拥挤、住房短缺的现象早在世纪初就出现，这种情况随着这两年华人、印度人、马来人移民的大量流入而加剧。
华人移民有寻亲靠友的传统，在当地站稳脚跟后，往往会将一家老小接到居住国，于新加坡而言，这意味着将进一步加剧当地的屋荒现象。
屋荒显然是促使新加坡移民厅收紧入境政策，以降低移民规模的重要原因之一。
面对日益严重的屋荒，殖民当局并没有选择开源，战后殖民地独立运动频发，殖民当局不愿把大量资金投在新加坡的基础设施上，因而殖民当局只能选择节流，控制外来移民入境新加坡。
这是殖民当局颁布紧急法令的原因之一，原因之二就是大家共知的马共问题。
马共的斗争直接导致了星马两地华侨华人出入境政策的急剧转变。一方面，马共里华人占了大多数；另一方面，马共由于遭到镇压，其活动被迫转入地下或乡下，利益受损的华侨华人对马共抱有同情。
居住在偏远地区的华人最容易接受马共的宣传，他们给游击队提供食物、情报和招募成员。
华人对马共的帮助，乃至有部分华人加入马共进行反英运动，为英殖民者所不容。
殖民当局为维护自己在东南亚地区的殖民利益，对殖民地上的华侨华人进行严密的控制，限制华侨华人的出入境活动便是其手段之一，主要目的在于切断华侨华人与唐山的联系，防止马共对殖民当局更大的威胁。
殖民当局为了对抗马共，采取了‘宁杀错，不放过’的政策，将住在星马乡区、森林边缘及郊区的华人，都当作是马共的支持者，甚至曾想将50万名华人遣送回唐山。
但由于殖民当局无此经济实力，且在新的世界形势变动下，殖民当局只得选择将华侨华人就地留困，严密管制其出入境。
新中国成立，殖民当局对星马华人的遣返更加难以进行，然后是朝鲜战争爆发，马来亚地区的橡胶业与锡矿业出口额大涨。
新加坡受地理条件的限制，经济发展主要依赖于转口贸易，由于转口贸易利润丰厚，殖民当局在新加坡极力扶植转口贸易。
由华工作为主要劳动力的锡胶业不仅是新加坡转口贸易的命脉，更成为殖民当局的重要经济来源之一。
新中国成立后，海外华人欢欣鼓舞，不少人回国参加新中国建设，尤其是星马华人掀起了一股回国热潮，为保障劳动力的供应持续稳定，殖民当局在星马两地进一步加强了对华侨华人出境的管制。”
李光前顿了顿，接着说道：“殖民当局一方面要保有自身在星马两地的政治地位与绝对话语权，在地理空间上对华侨华人与唐山进行强制切割，防止二者相互联系而推动当地的反殖民运动。
另一方面要维护自己在星马两地的经济利益，在紧急状态下严格限制两地的华侨华人流出，保证以华工为主的人力资源整体规模，维护两地锡胶业的生产、出口，从而获得高昂的美元收入。
于是，新加坡作为华人人口为主的城市和大型转口贸易的中心，殖民当局不得不在此推行和马来亚联邦一样严苛的限制华侨华人出入境的政策。”
李光前重新拿起烟斗，装入新烟丝，“耀文有句话说得好，我们考虑问题不能一直只局限在华人，华人怎么样，华人想怎么样。
华人的问题从来不是一个独立的问题，我们想为华人争取权益，需要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