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啊，制定的政策也很有针对性，资产阶级自认为高人一等，不把劳动人民放在眼里，也唯有亲身体验一下，思想上才有所提高吧？要说这劳动锻炼比啥都管用，说了一大筐道理都比不上拿着锄头干一天农活来得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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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后世的那些精英不就如此嘛，站着说话不腰疼，净整出一些乱七八糟的事儿。说来说去，还是缺乏劳动锻炼，劳动改造的不仅仅是思想还有体格，唯有感到疼、感到累才能记一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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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楚莘回来后，被安排到了校办工厂里糊纸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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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咋样，比去农场强多了，杨教授算是松了口气。他知道大林的姐姐和姐夫都是有能耐的，遇到啥困难了也能帮着解决。当初，除了大林有才之外，他也相中了这一点。看看到了关键时刻，不就派上了用场？而那些没有关系的，只能灰头土脸地去黄泛区参加劳动。当然，这种想法只能藏着掖着，不敢冒一点头，要是被人发现了可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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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运动带来的另一个影响，就是机关干部的安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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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委会成立后，好些单位都变成了两套班子，有上来的就有下去的，人员增加了不少。按照政策，又对机关干部做了精简，一下子减下来百分之九十还多。这么多人闲着当然不行，得给他们找点事做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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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北方某农场想出了一个法子，圈了一块地，盖了排房弄了个学校，把一批干部安置下去，这样既能组织学习又能参加劳动，还能发展生产，跟当地群众也紧密联系起来，一改过去高高在上的官僚主义作风。这个经验被申报上去，立马引起了高度重视。于是，“五.七”干校兴起了，下放人员都成了干校学员或五七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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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里也不例外。要说，省辖的农场不少，黄泛区就是最大的一个。解放前那里是无人区，解放后就变成了大农场，那边缺人，把干部们送过去刚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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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过后，省里、市里集中了十几辆大卡车往外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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椿芽看着那个场面，是百感交集。让干部们下去锻炼，是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吧？听说那边实行了半军事化管理，学员们过着集体生活，每天出操、出工，外出要请假，不得随意离开。这种锻炼好是好，可真轮到自己头上了就不会舒坦了。局里就去了一批，不过没她的事儿，徐老师也差点被弄过去，是钱科长出面保得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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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人员时，钱科长说：“徐同志是科里的业务骨干，全市的工资预算都在他这里，你们把徐同志弄走了，到时候发不下来工资可别埋怨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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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到这个，倒是没人再坚持了。徐老师又不是当权派，没啥油水也没人跟他较真。再说，不管是造反派还是老干部都得发工资吧？若发不下来，还真是个事儿。于是，财务科这边没啥变化，其它科室就不好说了，名单一下来，都得回去收拾行李卷儿。去了那边，工资标准不变，就是干活儿累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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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下放劳动，椿芽还听到了一个小道消息，说：“这一批都是有问题的，以后所有的干部都得下去锻炼，一批一批地轮换”。椿芽心说，她也是干部啊，虽然没啥职权，可想着有一天要去农场摸锄头把子，就冒出了一头冷汗。这习惯了办公室，真下去了恐怕吃不消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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椿芽这边没事，可有一个人却跑不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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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玉简得知父亲要去泛区农场，心里发急，就联系了大哥和二哥。可他们也没啥好办法。自从父亲下来了，就很少回家了，大嫂还说：“别因为一个，把全家都给沾上了……”听到这话，气得她想回嘴。母亲说：“甭搭理她，就让她说吧，当初和咱结亲不就是看着你父亲的名头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