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原则基本上无争论。但对‘一方坚持离婚可以离婚’这一条有不同意见。在政法、青年、妇女联合座谈会上，只有我和组织部一位同志同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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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1>方坚持离婚可离，其余同志都主张离婚应有条件。”邓.颖.超说：“我为什么主张不加条件，一方要离就可离呢？理由是中国长期停滞在封建社会，最受压迫的是妇女，婚姻问题上妇女所受的痛苦最深。早婚、老少婚、买卖婚姻、包办婚姻是普遍现象，所以，一方坚持要离就让离，主要根据广大妇女的利益提出。如加上很多条件，恰恰给有封建思想的干部一个控制和限制离婚自由的借口。过去没有这一条，发生了很多悲剧。”
邓.颖.超的话，真实反映了我国妇女在婚姻中的地位。在漫长的以男权为中心的封建社会中，“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使广大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极其卑微低下，没有婚姻的自主权，也没有家庭事务的参与决策权。直到1949年全国解放前夕，封建的婚姻家庭制度在全国广大地区尤其是农村地区仍然普遍存在，种种封建的婚姻陋俗严重地影响着广大农村妇女在婚姻家庭中地位的改善和提高。
在各种封建婚姻陋俗中，买卖、包办等干涉妇女婚姻自由的现象最为严重，这使农村妇女在家庭中的合法权益根本得不到保障。由于男方认为女方是花了钱买来的，所以就把她当成牛马一样，就有了“娶妻如买马，骑时用鞭打”，“鬼神不是神，女人不是人”等说法。据山西省50多个县的不完全统计，1949年1至10月，由于封建婚姻家庭制度的迫害，发生命案464起。其中妇女被直接迫害致死的占25%，因要求离婚不成而自杀的占40%，因在家庭中受虐待而自杀的占20%，因其他家庭纠纷而自杀的占12%。仅河津、万泉两县在半年中，就有29名妇女被逼上吊、跳井。
由此，邓.颖.超认为，现在各地各级政府法院积压的婚姻案件及发生自杀惨剧的，多因一方坚持离婚又不能离婚造成的。这证明有些解放区现行的婚姻条例，没有规定一方坚持要求离婚者可以离婚这一条，已不能适应妇女群众的需要。邓.颖.超说：“总之，我坚持不附加条件，一方坚持要离即离。至于必须经过一些必要的步骤，可在说明书上加以解释。”邓.颖.超强调指出，中央妇委考虑婚姻条例的每条内容，必须从最大多数妇女的利益出发，不能从一部分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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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1>女的利益出发，更不能为了限制少数男干部喜新厌旧，而放弃原则，对多数妇女不利。
邓.颖.超讲的话是有针对性的。因为随着革命的胜利，特别是夺取大中城市后，很多城市女学生参加了革命工作，她们一般文化较高，年纪又轻。一些男干部看不起战争时期结婚的比较土气的妻子和家在农村的妻子，因此提出离婚。他们的妻子不同意，纷纷向妇联申诉。因此，很多人对《婚姻法》上有一方坚持离婚就可以离这一条持反对意见，认为如果《婚姻法》中包括了一方坚持要离就可以离的条款，便将给那些“当代陈世美”随意抛弃妻子、另结新欢大开方便之门。
邓.颖.超认为，干部队伍只有几百万，在几亿人口中只占很小比例。几百万干部中，有意抛弃妻子的男干部只占极少数，在几亿人口中所占比例就更小了。她看到的是几亿农村和城市妇女群众，她们大多数饱受封建婚姻的束缚。如果在婚姻条例中不写上一方坚持要离就可以离的条款，这就堵塞了广大农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