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这整件事就挺讽刺的，我觉得我现在跟魏忠贤两个人像是倒换了历史地位，好比慈禧太后要一个劲地废大清，李莲英反倒要极力保大清。」 魏忠贤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控诉了好半天，皇帝却仍是一脸淡漠，“忠贤多虑了，朕听说，这江南一向是‘健讼之风’盛行，即使缙绅大户与乡贤有勾连，那些小户也不是能甘心吃亏的。” “南方的富裕大户行事，倒不比北方这样张狂，昔年‘董范之变’，不就是最好的例证？” “董范之变”中的“董”与“范”，即指万历年间浙江湖州有两家权贵富豪，董份与范应期。 董份在嘉靖年间回故乡后，正值苏州一带饥荒，于是他表面上帮助穷苦百姓，实际趁机贱价购买乡民土地，利用家财放私债收高利贷。 不过几年，董家便广占田地，富冠三吴，田地成百上千，贯连苏湖诸邑，岁得利息数百万，成为了南浔屈指可数的乡宦。 万历二十二年，董份之孙董嗣成提出惩戒家奴，弄清土地纠纷，允许民户回赎，价不足者将予以补足。 此言一出，立即引起湖州百姓的抗议，吴江之民立时便告发董家所占田产与其所出价格不符。 时值吴江县令黄似华本身就怕地方豪富聚财生变，主张锄强，于是便将诉状交由董嗣成自己处理，董嗣成采用了宽让政策，优饶自损，企图平息事态。 不料百姓见了董嗣成退让之态，以为有利可图，竟开始争相恶讼，数月之内，董氏家产损失一半有余，且逐渐波及当地的其他缙绅豪族。。 其中受牵连最严重的是同乡的范应期，范应期是嘉靖四十四年状元，致仕归乡后，与乡里人少有往来，虽然财富不如董份多，但乡里人拿他俩一对比，对范应期仇怨更深，一时间起诉范氏者有千人之众。 右副都御史浙江巡抚王汝训，与巡按御史彭应参激于义愤，便令乌程知县张应望将范应期拘捕，以致范应期不堪其辱，在狱中自缢而死。 范应期之妻吴氏赴京诉冤，神宗皇帝闻之大怒，将知县张应望谪戍烟瘴之地，王汝训、彭应参等俱削籍为民，连举荐王汝训、彭应参的吏部尚书孙丕扬和都御史衷贞吉也受了牵连。 此案波及甚广，所涉大小衙门无敢过问，而百姓告状不止，大有酿成更大民变的危险，在此情形之下，苏州府推官袁可立临危受命，独自去湖州审理这一棘手大案。 在通过调查之后，袁可立得出的结论是，董、范两家的田产多以抵债、低价收购或是接受投献而来，属于合法资产。 当时，董、范两家也势不让人，要求官府严惩所有参与打砸抢的人，袁可立顶住压力，左右周旋，竭力保护弱势一方，除了将少数为首的施暴者绳之以法之外，其余上诉百姓均以民事案件分发到各县衙门从轻发落。 最终经过退还，董、范两家田产所剩已十不及其三，而贫民获益颇多。 朱由校见魏忠贤还要争辩，又接着道，“《大学》中云，‘畜马乘，不察于鸡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敛之臣；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 “‘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长国家而务财用者，必自小人矣；彼为善之。小人之使为国家，菑害并至，虽有善者，亦无如之何矣。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 “这话的意思就是说呢，家里有四匹马的马车的官员，就不应养鸡与猪以牟利了；有资格在祭祀时使用冰块的贵族家，就不要再畜养牛羊了；拥有一百辆兵车的贵族，就不应该豢养聚敛财富的家臣；与其有搜刮钱财的家臣，不如有盗窃钱财的家臣。” “国家不应把财货看成利益，而要把道义看成利益，掌管国家的官员而致力于与民争利和敛财，一定是从小人的诱惑开始的。” “国君也是想着要国家好起来，却使用贪财的小人去治理，一定会招来各种灾难与祸患，到时候纵有贤能之臣也没有办法了，国家不要把财货看成利益，而应将道义看成利益。” “那这道义二字该如何解释，总是朕说了算，你又何必杞人忧天呢？” 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