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海贼面前还代表不了朝廷？”
场面赫然是一分为二了，朱翊钧不由啧啧称奇。
汪宗伊这老学究对汪直这般遁逃国外，僭越称王之人，抱有朴素的厌恶，这反应不足为奇。
而王世贞，奔走十数年为父伸冤，可对平反之事没什么忌讳。
再者，王世贞著《倭志》，一早就锐评过此事。
当然，他没敢说朝廷不厚道，只把锅扔在了胡宗宪头上，恨其没给中枢说明情况——“宗宪具状闻上，然不敢悉其故。”
并且隐晦表示，汪直冤死，使得“天下骚动，东南髓膏竭矣”。
历史太近就是这样，不好评论，大家各有各的账目，各有各的立场，自然也说不上什么公道话。
朱翊钧余光瞥见张瀚面含隐怒，一副蓄势待发的模样。
见状，他连忙履行控场职责，轻咳一声：“国家大事，冤不冤的，不宜在此处讨论，栗卿不妨直言，汪直案与海运有何关系？”
政事嘛，上价值的事往后稍稍，陈说利弊才是题中应有之义。
张瀚的话被憋了回去，王世贞也默默住嘴。
栗在庭顺势接过话茬：“回禀陛下，此事说来话长。”
他顿了顿，斟酌言语长话短说：“臣奉命筹建福建市舶司，如今衙门、港口、航线、外藩、海商等诸多事，概已完备。”
“沿袭祖宗成法，沿海去处，下海船只，由市舶司发放号票文引，许令出洋。”
“循正德十二年旧例，命出海商船，及番国进贡并装货泊船，榷十之二。”
明朝海禁二百年，品种和目的都大不相同，什么祖宗成法都能找到。
明初太祖年间，海禁多是出于防倭。
概是“禁民海捕鱼，以防倭也”、“凡番香、番货，皆不许贩鬻，其见有者，限以三月销尽”这种临时性的政策。
在倭寇消退后，成文的明令只是禁止“擅造三桅以上违式大船，将带违禁货物下海，前往番国买卖。”
这里的违禁货物在大明律中有一个名录，只有“马牛、军需、铁货、铜钱、缎匹、绸绢、丝绵”各项。
显然，还只是出于国家安全考量，至少三桅以下的船，以及违禁外的货物，是允许贸易往来的。
基本态度就是，海贸是什么我不知道，反正要防倭。
到了永乐年间，便开始“发票”，也就是登记发放许可证，才会允许船只出海贸易。
譬如福建，将朝贡与海商出海分开管理——“福建市舶专隶福州，惟琉球入贡一关白之，而航海商贩，尽由漳、泉，止于道府告给引文为据。”
而没有拿到票号的小商民，连远洋船都不能拥有，一律改为不能远洋的平头船。
到这里，实质上就是在压制民营海商，主要目的也很清楚，为官营让步，搞垄断嘛。
基本态度就是，我知道海运很好，所以只能我自己搞。
正因如此，同时期的郑和就搞得如火如荼，官船更是频频出海。
但郑和之后，海贸的风向，便急转直下。
一说此事招引倭寇，侵犯边防，一说海贸亏本买卖，劳民伤财，甚至有说朝实物完税，海贸动荡税基的说法。
于是，宣宗皇帝以下，真就信了这些进言。
连官营海贸也不再提及，只能眼巴巴等着外藩朝贡，堪合贸易。
等到成化年间，宪宗再想搞海贸揽财的时候，立刻便是群议汹涌。
兵部尚书刘大夏，干脆说出了郑和下西洋害死了上万人的说法——“三保下西洋，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夺宝而归，于国家何益？”
此时的朝廷，基本态度已然变成了，海运很坏，谁都别搞。
当然，也正是这个时候，勋贵官吏们的走私，蒸蒸日上。
广东总兵柳景，将麾下军需储备的硫磺、硝石，打包卖去了越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