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君不好，那就别怪我诛独夫了——这就是朱翊钧此前考成学业，请人观礼的内容。
但自汉以后，这种后天形成的双向义务，逐渐演变成了天然的单向义务。
也就是所谓的雷霆雨露，俱是天恩。
这种臣子对君主绝对忠诚的概念，儒家是没有的。
好在自有大儒辩经。
儒家没有，法家有啊。
六经注我，经学必备——于是董仲舒便将法家的这一套，缝合进了儒家。
儒家理念下，称之为移孝作忠。
经学概念里，称其为外儒内法。
治国框架中，则称其为家国同构。
孝子必出忠臣嘛。
称号是对权力的追认，同时又进一步加强其正当性，君父一词，尤是如此。
缝合的儒学，主要是为了解释皇帝统率天下的合法性来源，不是真的来搞哲学思辨的。
理所当然地，这事也就失去了讨论的余地。
要是深究这个问题，是不是在质疑皇权？
朝官至多用用短语，从不会讨论这方面的经义。
所以皇帝问出这个问题之后，何洛文仰头看着房梁，陶大临缩在申时行身后，马自强左顾右盼。
而直面这个问题的张居正，更是面色阴晴不定。
首辅张先生，现在很想说一句，孩子，为了你好，别问了别问了。
但偏偏又不得不答。
张居正万分谨慎地斟酌自己的言语。
过了好半晌，他才缓缓开口：“陛下，国朝阴骘下民，覆帱无极，乃以家始，体而推之，是有万民亲亲。”
“陛下为国朝君父，内节皇亲，外施百姓，垂衣御宇，仁覃草木。”
“今九亲雍睦，四表无怨，诚为国政，实亦家风。”
“陛下，我朝自是以孝治天下。”
陛下，天下人都要叫你君父，你管谁都是管儿子，皇帝的恩泽，对谁都是父亲的厚爱，当然是孝治天下。
张居正说得很谨慎，点到为止。
朱翊钧恍然道：“难怪国君称之为君父……”
张居正见这模样，就知道小皇帝又要说虎狼之话了。
显然是有备而来。
他只好聚精会神，认真以待——起居郎在后面站着也就罢了，谁也不知道小皇帝会把哪堂课的内容，贴到新报上去。
张居正能猜到的皇帝的目的，毕竟又是传王世贞入京，又是考成学业，请大儒们观礼。
实在明显。
当初他与高拱初入内阁时，就做过一般无二的事。
彼时徐阶、李春芳、赵贞吉三人尊奉阳明学派，利用执政权力，到处推传。
甚至亲自主持讲学，召集朝廷、地方官员都来听讲，网罗门徒。
所谓“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知实学”，“置四海之困穷不言，而终日讲危微精一之说”——无视天下百姓的困苦贫穷，却整天沉溺于讨论那些微妙、精深但对解决现实问题帮助不大的学说。
而高拱与他，虽面上自诩为儒臣，口头上仍念着孔孟之道，但实际上却推崇法家。
随后，二人便撷取吸收、甄别选汰了儒法二家之精粹，建立了一套变革理论。
尤其是高拱，精力旺盛，产出极为庞大，《春秋正旨》、《问辩录》、《日进直讲》、《本语》。
左打程朱，揭露其对《春秋》的穿凿曲解，“未需分理，务强探力索，故不免强不知为知”
右踢阳明，嗤其为空虚无据，“徒为空中之楼阁，而卒无所有于身心。”
而后更是借史论事，联系政治现实问题，以及丛积时弊，进而探求解决之法，最后得出革故鼎新的结论——“法以时迁”，“更法以趋时”。
这一场整肃学风，通过著书立说的方式，更正了朝堂之中的风气。
再以内阁开会，